4月15日，“原型与虚构：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主题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作家严歌苓与《读库》主编、人大校友张立宪就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原型与虚构”问题展开对谈。“我想讲一讲我的哪些作品怎样从原型变成了虚构文学作品，有哪些作品由于它在虚构的时候产生一些意象，使它变成影像的作品。”严歌苓说。
作家严歌苓与《读库》主编、人大校友张立宪就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原型与虚构”问题展开对谈。
对话由最近受到热捧的《芳华》开始，严歌苓说：“像《芳华》中，萧穗子的角色非常狡猾，你认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十七八岁严歌苓真实的情况，但实际却不是，我还是虚构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一旦把‘我’变成小说里的第一人称，‘自我审查机构’开始工作：什么行为可以加在‘我’的后面?什么行为不可以加在‘我’的后面?但是如果我不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人，所以我还是喜欢在小说中用‘我’这个第一人称。”
十年前，严歌苓写了《穗子物语》，她也把《芳华》叫做《穗子续集》，“《芳华》里面的穗子是一个叙事者，不像《灰舞鞋》里写穗子犯男女作风错误，在部队里被批判。实际上，《芳华》中的穗子就亦真亦假，你去想想《红楼梦》，再看看‘脂砚斋’，这基本上就是小说虚构和原型、和真实的区别。虽然曹雪芹也写他的家史，写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已经抽离开，已经不是那个东西，有很多抽象出来的东西。”严歌苓说。
严歌苓认为小说家最大的趣味就在于，将自己梦想成为或者耻于成为的自我放在不同人物身上，比如幻想成为妓女或者囚犯，这些人物实际上都是你心里一个很黑暗的、着迷的东西，只是把它放在不同人的身上。
《小姨多鹤》最难写
严歌苓谈到她所写的虚构小说中，《小姨多鹤》非常难写。“这个故事真实的原型我都有，日本撤退时留下很多年轻姑娘嫁给中国单身汉。但是你怎样能够把它变成文学，你需要一个从文学中抽象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它不叫《母亲小环》，为什么不叫《秘密家庭的秘密》，而是叫《小姨多鹤》，就是因为我找到日本人这样一个意象——小姨多鹤是日本人留下的、敌人的女儿，讲她怎么被接受并共存下来的故事。”
而在写作《小姨多鹤》时，严歌苓谈到最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写出东方人和东方人的区别。“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差别容易写出来，因为他们的差别比较鲜明，亚洲人和亚洲人的差别非常难写——都是黑头发的、非常多礼且非常含蓄。这就是我二三十年来不敢写《小姨多鹤》这个作品的原因。”
严歌苓谈到写作的灵感源自她在东京的一段居住经历，“我住在一个山区，这个山区非常美，很像日本浮世绘上的感觉，周围全都是樱花，根本没有人看，只有我打伞在樱花丛林里走。我住的是很传统的日本小酒店，店里的老板娘进来之后，跪在地上，端着托盘，把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碟子摆好，然后跪着退出去。第二天当她在擦地板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背很有表现力——她的勤劳、含蓄，她的那种宁静，都好像是用她这个背来表现的。忽然之间，我从她的背上抓到了日本传统女人的意象。”
严歌苓认为一种好的写作情绪是没有太明确的导向或者判断，而是一种朦胧的、讲不明白的躁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批评家和散文家评论梵高的两幅画：一幅画是几棵蔬菜，还有一幅画是很老旧的靴子。他说蔬菜画让他更感动，因为它很符合那种无目的、非功利、没有任何道理的纯粹审美。那双老靴子画得也很美，但是它里面有阶级意识，这个老靴子可能属于邮递员，他长期在一个路上艰难跋涉着，也可能是一个老工人，你看到以后会有一种阶级意识。所以任何小说整个的意义，包括它的审美意义、道德审美、社会审美，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朦胧的，那才是好的。”
《少女小渔》海报
影视改编：最不满意《少女小渔》
严歌苓也对自己的创作生涯进行了回顾。从写作方面来讲，她认为《雌性的草地》是自己写得非常好的作品。“那个时候正是我最有激情、有才华、有诗意的时候，不是每个时期都能写出那样的作品，如果我现在再来写那一类作品，我肯定写不出来。”
《雌性的草地》之后，严歌苓到美国接受专业的写作训练，严歌苓谈到接受写作训练的坏处是自己再也写不出《雌性的草地》那样的作品：“那是一个无章程的，就是凭我的才华，有大量的画面、意象的东西在里面，留白也特别多。后来学习了一个作品怎么长出好看的肌肉和好看的皮肤，但不是皮肤和肌肉就能够决定气息、神韵，这些是学校不能教的。”
严歌苓又谈到具体的学习过程：“教授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解析，用艺术的方法解析，比如读马尔克斯，然后模仿。因为我们的教授认为画家都要临摹，按照《变形记》去写一部，像这样荒诞的、带一点微妙的幽默、但是非常可悲的感觉的作品，我们每个人都要临摹，这些临摹对我来讲，至少全世界的小说形式我没有不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