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诊师”作为一种新型职业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起来。挂号取号、科室引导、陪同就诊、排队缴费、代取药品与诊断报告，是日常工作。“谋生同时还能实现自我价值”成为该职业的标签，陪诊师的相关话题也频登上热搜。 现实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付费为就诊 “找伴儿”。
“花钱买安全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95后大理女孩郭丽，从昆明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当地工作。
10月的一天，郭丽胃疼不止，要做肠胃镜检查。“之前每次得胃病，爸妈都会陪我去检查，这次爸妈不在身边。一个人去医院，想想就觉得孤单。”郭丽说，这时，她想起了在社交媒体上看过的陪诊服务，决定体验一下。
郭丽找了一家陪诊机构，确定好价格后，很快就有陪诊师联系了她。陪诊师珍珍询问了具体情况后，提醒她不能吃早点，要带证件。
很多时候，陪诊师在陪诊前都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做些叮嘱、规划好时间。
10月19日，两人在医院门口会合。进医院后，珍珍帮郭丽充值就诊卡、排队取号。“珍珍跟我聊了很多日常的事情，她知道我是大理人后，还和我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让我感觉很放松、很亲切。”郭丽说。
做完检查后，郭丽觉得头昏。珍珍把她扶到椅子上，默默陪着她，“那个时候我不想说话，她也没有说，安静地在我旁边陪着我，就刚刚好。”郭丽说。
4个小时的陪诊，郭丽花了129元。
郭丽说，自己找陪诊师最重要的就是想得到情感上的支持，陪伴带来的安全感。“我个人没有那么独立，很多时候都需要陪伴。”此外，节省时间也是郭丽找陪诊的考量。“找陪诊的话，他们会帮你拿药什么的，挺节省时间的。”
陪诊师是“临时家人”
95后女孩卢菲从事医疗行业工作8年后，转型当了陪诊师。
找卢菲陪诊的青年客户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有抑郁、焦虑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类是宝妈，因为孩子比较小，会需要她陪着去医院。
客户里，让她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叫王明的小哥。王明创业10多年，就在他事业有成的时候，被确诊为抑郁加焦虑，伴随严重的躯体障碍。
卢菲第一次见王明是在一年前。那时他刚确诊，而且非常抗拒治疗，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
“我那时身体老‘不舒服’，也去精神科看过，现在仍服药。”卢菲说她用自己的经历，获得了王明的信任，并想尽办法劝他积极接受治疗。
此后，王明每月都会定期去复诊拿药，陪诊师一直是卢菲，“他说（我陪着）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在王明看来，陪诊师是懂他的，所以他觉得陪诊师就是一个“临时家人”。
“现在，他见到我和医生都会非常开心地打招呼，并且会遵从医嘱按时服药、休息、听音乐放松，已经很配合治疗了。”
一年里的每次陪诊，卢菲都会开解王明，医生也用专业技能获取了他的信任。王明经历了由起初接受药物治疗时的副作用明显——紧张心慌、失眠加重，到后来因为血压升高两次换药，再到现在一点点好转起来、血压稳定，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
“她们说这个职业很有必要”
90后的王方在今年8月正式入行，目前她已经在杭州服务了150多位顾客，在这个过程中，她见证了不少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
王方却表示，自己七成的顾客是青年人，而且女性居多。
王方的顾客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只有21岁，叫萌萌。萌萌提前一天通过某平台联系上了王方，当时说是要做一个小手术，需要陪同，但具体什么手术却不愿意透露。王方说，她们早上8点在医院会面。
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闲聊，萌萌才和王方坦白，她不愿意让朋友知道自己做人流手术，但又想找个人陪，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于是就找到了陪诊师。
王方看前面人太多，就让萌萌先去椅子上休息，她帮萌萌排队。由于当天做流产的人很多，萌萌的手术被排到了下午。已经超过了最开始说的半天陪诊时长，但王方依然没有离开。等待时，萌萌跟王方聊起天，说她家在金华，自己在杭州读书，爸爸一直在生病，她很缺乏安全感。当讨论起“陪诊师”这个职业时，萌萌说这个职业很有必要，还建议王方将来可以做些公益陪诊，帮助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
萌萌手术期间，王方帮萌萌预约了下次的复诊，“这样她下次再来就不用现挂号了。”
“让孩子尽快
得到治疗”
1989年出生的德龙，由于原工作与三甲医院多有接触，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陪诊师。
今年10月中旬，陪诊师德龙陪一位22岁的女生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看诊。“我工作压力大，有时会头疼。”女生对德龙说。
女生当天的检查分别安排在了上午和下午，11点过后，女生顺便和陪诊的德龙一起吃了顿饭。
她告诉德龙，自己17岁起便没有再上学，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做微商。相谈中，女生又大方分享了自己原生家庭的不理想，还有自己做生意的近况。“早熟的她，不愿在旁人面前展露自己也有软弱的一面，因此选择了陪诊服务。”德龙说，女孩还觉得找陪诊算是一种时尚：省时省力，花了钱就不用费心了。
德龙说，很多时候，因为医院分工的专业性，即便是年轻人，也会因为对不同病症该挂哪个科室的号、去哪儿做检查等就诊流程不了解而困惑，而熟悉医院就诊流程的专业陪诊师，显然填补了这一空白。
让德龙印象深刻的顾客中，还有一家人。几天前，这家人中的5岁的孩子腹痛呕吐，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就诊后，病理报告显示淋巴瘤。一家人赶到北京，挂上了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号。
早晨不到8点，德龙便来到了儿童医院的门口，等待他要陪诊的客户。外地患者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德龙接待过不少这样的客户。取号、候诊、看病……等了没多长时间就进诊室了，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医生给孩子开了三项检查，挂了病理科做病理会诊。
“病理切片带了吗？”医生问道。“带了带了。”孩子父亲说。
“你这缺东西啊？”医生一看。“啊！是不是那边没给？” 孩子父亲解释道。
病理会诊时，父母才知道，孩子的部分病理切片未从当地医院带来。而当地医院并不接受病理切片代取，必须由患者或患者家属携身份证借用实验室内储存的病理切片。
“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拿过来。”医生表示，该切片不可或缺。
德龙为孩子父亲买了高铁票、送到北京南站，还将母子两人送到了预订的宾馆。
抽血、拍PET-CT、骨穿刺、病理会诊……为就诊环节忙前跑后，德龙称他就是利用自己对就诊过程的熟悉，抓住就诊流程中的每个节点，最大程度帮孩子家人少走弯路，让孩子尽快得到治疗。
行业监管制度
尚处空白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陪诊师，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陪诊师行列。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天眼查注意到，以“陪诊”为关键词搜索到的企业有746家，仍存续的企业有536家。
有数据显示：有陪诊从业经历的受访者中，以女性从业者为主，90后、95后成为陪诊主力，占比近七成，工作时间灵活自由、收入可观、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受访者从事陪诊工作的主要原因。同时，受访陪诊师认为陪诊更需要具备服务意识、责任感和基本就医/医务常识等职业能力。
北青报记者发现，陪诊师多是通过自己的个人账号发布工作信息，当客户在网上寻找陪诊服务时，难以辨别真实有效的信息。而陪诊师们，其客单量并不稳定，多是靠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目前，陪诊师这一职业尚未被收录在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没有行业规范，陪诊师提供陪诊服务都是“单打独斗”，服务流程未形成体系，价格上也没有统一标准，服务中涉及的风险责任也不明确。
今年6月，在陕西省政协编发的社情民意信息中，民进陕西省委员会在调研中了解到，职业陪诊服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创业就业的渠道，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职业准入门槛不明确，行业规范缺失，服务范围标准不一，陪诊价格浮动随意，陪诊服务的行业监管制度空白，处于“无准入门槛，无服务标准，无主管单位”的三无状态。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关规范，助陪诊行业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文/本报记者 朱健勇 实习生 宋佳旻 王伊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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