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川一家医院，市民在观看防治肥胖的科普宣传展板。杨迪 摄/视觉中国
蔺宏伟在进行切胃减重手术。这样的手术他每年会完成300多台。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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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小学超重学生健康夏令营里，孩子们在做仰卧起坐。何海儿 摄/视觉中国
在已有的34年人生里，高畅没和“胖”字分开过。她出生时4.3公斤算是个胖丫头；从小学到大学，又一直是班里“最胖的那个女同学”。因为体重一直稳定增长，高畅形容自己是“细水长流式肥胖”。
到今年4月中旬走进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肥胖与代谢病中心时，身高167厘米的高畅体重已有110公斤。
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召开了首届全球肥胖大会，明确指出“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并正式给予肥胖独立的疾病编码——278.00号。
不同于当今社会随处可见的为了美而时刻叫嚷着 “减肥”的男男女女，对高畅和她的病友来说，减肥是为了买到穿得下的衣服，为了治病，为了健康地活着。
在尝试多种方法均告失败后，一些肥胖症患者决定切掉自己的一部分胃。
管不住嘴 迈不开腿
高畅是和弟弟高明一起从东北的家到北京找蔺宏伟做手术的，后者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肥胖与代谢病中心（以下简称“肥胖与代谢病中心”）的主任。
与姐姐一样，高明也是从小胖到大。初次问诊时，他的体重为145公斤。蔺宏伟说，高家姐弟这种情况，表明他们体内很可能携带了家族遗传的肥胖基因。
肥胖是一种多种原因相互作用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除了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内分泌调节异常等都可能让人体重失控。
赵一鸣的家里人都不胖，他自己刚从部队转业时体重在75公斤左右，身体质量指数（BMI）也处于正常范围。到公司上班后，因为熬夜多、宵夜多、应酬多，十几年时间里身高173厘米的赵一鸣体重几乎翻了倍，达到130公斤。
北京人卢阳是典型的“北方大汉”。过去，用近180厘米的身高“搭配”120公斤的体重，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胖。身边有朋友比自己重了20公斤，卢阳不时还拿人家开几句玩笑。
2016年，卢阳的父亲查出患有晚期直肠癌。那段时间，卢阳一边要不停地跑医院，一边要接手家里一直由父亲经营的熟食店。重压之下，他“像吹气球一样胖了起来”，体重直逼150公斤。
不同的肥胖症患者或许发胖契机各有不同，不过这个群体有一个高度相似点：他们都很爱吃。有人把油炸和膨化食品当饭吃，有人把碳酸饮料当水喝，有人白天不正常进食，到了晚上一顿消夜能吃三餐的量……
切胃手术前的准备阶段，患者会被告知要控制饮食，少吃油腻的食物。但肥胖与代谢病中心医生黄桢雅发现，有的外地患者一办完住院手续就开始打听北京有哪些“必吃美食”；有的患者以很快要与大吃大喝说再见为由，在术前报复性吃喝。高畅姐弟出发到北京前，父亲还特意给他们做了一顿红烧肉饯行。
有位患者手术前夜偷偷吃了两份肯德基套餐。第二天在手术台上，蔺宏伟发现他的胃里塞满了未消化的鸡肉和面包。
2016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了一组数据，我国肥胖人群共有9000万，其中，1200万属于重度肥胖，中国因此成为全球“胖子”最多的国家。《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
没有人真的愿意当个胖子。为了瘦一些，24岁的陶然把包括按摩、针灸、吃减肥药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光是减肥药，她就吃过近10种。这些药普遍副作用明显，有的让她心慌有的让她想吐，有的还导致她很长时间里月经失调。
后来，陶然花6800元报了个为期一个月封闭式管理的减肥训练营。然而练到第20天，陶然扭伤了脚。不仅训练被迫中断，此后近3个月她都难以正常走路。
当一个人胖到一定程度，一般人采用的运动减肥方法就不适用了。蔺宏伟记得，有一位患者住得离医院很近，手术前他的体重超过160公斤，从家到门诊大楼300米的路程，他要停下来休息两三次才能走完。
管住嘴，迈开腿，对有些人来说难度系数实在太高了。
“你能跳绳吗？”
陶然的工作需要穿工服，但和同事站在一起，她的衣服明显有些不一样。
因为太胖，由公司统一定制的套装中的最大码对陶然来说都太小了，她只能在网上找店铺比照着款式和颜色自行“仿制”，“和原版总有些差别”。为了让自己穿着舒服点，陶然还把工服的裤装改成了裙装。
事实上，一年四季陶然都只穿裙子，因为很难买到能把自己的双腿“装下”的女装裤子。就算有，走路时间稍长一点，她的大腿就可能被面料磨破。
肥胖带来的尴尬还有很多。去年一年，陶然在公司坐坏了5个凳子，她不得不自己花300多元买了一把更结实的“专用椅”。赵一鸣有一次乘飞机，安全带拉到最长还是扣不上，最后是空乘人员找来延长带帮他解了围。
几年前，体重近100公斤的周珊差点因为胖“失去”妈妈的身份。当时，周珊儿子豆豆就读的小学举办运动会，邀请家长一起参与。结果豆豆找到小区里相熟的阿姨谎称周珊出差了，请阿姨假扮“妈妈”陪他参加运动会。
事情被周珊知道后，豆豆一开始给出的解释是“妈妈你太忙了”。追问之下，孩子突然小声地问了一句：“去了运动会，你能跳绳吗？”
在“瘦即是美”的观念影响下，社会对胖人的包容度显得十分有限。大部分到肥胖与代谢病中心问诊的肥胖症患者，都有过被人用异样的眼神注视的经历。
陶然曾和朋友一起去一家花店应聘，朋友先面试并顺利被录用，轮到陶然时，老板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说“我们只招一个人”。但陶然记得很清楚，招聘启事上明明写着“数名店员”。
后来，陶然找到了一份窗口服务工作。有好几次，被自动叫号机分配的客户一看到柜台后的陶然，就下意识地放慢脚步四下张望。陶然知道，他们是在看有没有可能去别的窗口办业务。
陶然的微信头像是一位在海边跳跃的胖女孩，她说这很像她自己。抛开体型不说，陶然的五官称得上端庄漂亮，但这几年她拒绝了所有亲朋好友要帮她介绍男朋友的好意。“谁会喜欢像我这么胖的人呢？”陶然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口吻问道。
长期与肥胖症患者接触，蔺宏伟观察到不少人的心理状态都因为胖出现了异常。有人入院时吵着要住单间，因为不想让医护之外的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有人外出散步必须等到天黑。有人干脆长时间不出门，必须外出时就像做贼，先让家人到楼道把风，趁没人时乘电梯到地库，钻进车里关门就走。
赵一鸣觉得，再强大的心理素质也难以扛住体重计上不断增长的数字。在职场，赵一鸣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可年过45岁，他却还只是个部门副主任。公司实行竞聘上岗制度，因为肥胖引起的对自己外在形象的自卑，多年来赵一鸣始终没有勇气报名竞争更高的职位。
难以承受之重
高畅睡觉打鼾。结婚那晚，第一次躺在她身边的丈夫辗转难眠。不是因为鼾声太大，而是在打鼾的间歇，高畅不时会有几秒钟暂停呼吸。“早上醒来，他说一整晚都害怕我‘抽过去’。”
夫妻俩以为是床垫或睡觉姿势不合适惹的祸，一番折腾后，高畅的状况有所缓解但始终没有消失。直到后来为切胃手术做功课时，她才知道自己这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诱因很简单：肥胖。
减重手术前很长一段时间，周珊总觉得头晕、犯困，为此她住院做了一次全身体检。其中睡眠监测结果显示：在9小时52分钟的睡眠时间里，周珊一共出现了11次总时长达5分钟的呼吸暂停。由此导致的夜间大脑低氧是她白天昏沉的主要原因。
睡眠呼吸暂停是大多数肥胖症患者的通病，长此以往可能引起高血压、冠心病等一系列并发症，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夜间猝死。然而当黄桢雅和同事建议患者睡觉时佩戴呼吸机改善夜间低氧状况时，却常被误认为是在“搞推销”。“不少病人觉得呼吸暂停除了影响枕边人休息，似乎没什么大碍。”黄桢雅说。
这就像肥胖给人的感觉，看起来温和无害。一开始它只是有损“颜值”，接着影响到体力和活力，到最后人们才发现这是诱发全身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住院检查那次，周珊查出了二型糖尿病、高血脂、跟腱炎等大大小小7种疾病，其中大多数与肥胖有关。
卢阳是个80后，可严重超标的体重让他早早有了高血压，大脑还有两根血管堵塞。不过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超负荷的运转损害了卢阳的心脏健康，他有严重的房颤病史。在心脏内科，射血分数是反映心脏功能的重要指标。情况最糟糕时，卢阳的射血分数只有21%，远低于50%的正常值下限。按医生当时的说法，射血分数再低一点，卢阳的心脏就“没法用了”。
见过了大量受各种疾病困扰的患者，在蔺宏伟看来，肥胖就像一个幕后主使，一旦被它盯上了，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糖尿病、肿瘤甚至猝死都会找上门来。
这种情况下，减肥的目的就变得极其现实：为了治病，甚至为了活着。
然而，让很多肥胖症患者陷入绝望的，是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后依然无法消灭身上超量的脂肪。陶然在90公斤时开始有意减肥，可每次减掉十多公斤后，只要稍一怠慢，瘦掉的重量就会加倍奉还。如此循环几年后，陶然的体重攀升到了150公斤。
对此，蔺宏伟解释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体脂调定点”，这个点一旦长期处于高位就很难降低。“人体是一个高度发达、精密又自我平衡的系统。”蔺宏伟说，当短期减肥让体重降低后，内分泌系统便会向大脑发出“面临饥荒状态”的警告，从而刺激神经报复性进食，造成“越减越胖”的现象。
当身体已把肥胖当作常态，人们不得不寻求更强的外力来破局，比如切胃减重手术。
“香蕉胃”
肥胖与代谢病中心里，有加大的病号服和加长的血压计袖带，也有上限更高的体重计。但在赵一鸣看来，那里最不一样的是氛围，“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科室的轻松”。这一来是因为大部分患者抱着减重后开启新生活的期待；二来，那里也是少有的肥胖人群不会被指指点点的公共场合——毕竟大家都同病相怜。
从流程来看，切胃减重手术不算复杂。蔺宏伟会在患者的肚脐内打一个直径2~3厘米的小孔，通过小孔将手术器械伸进体内，借助腹腔镜，沿着胃大弯的走行方向，切除掉一部分胃，剩余部分经缝合后形成一个细长如香蕉的“新胃”。
和人们想象的一样，这一手术主要通过缩小胃的容积来减少患者进食量，从而减轻体重。
胃当然不是想切就能切的。身体质量指数（BMI）是国际公认的胖瘦状况评判标准。在我国，BMI大于28时即被认为属于“肥胖”。蔺宏伟介绍，根据《中国肥胖及2型糖尿病外科治疗指南（2019版）》，明确当患者BMI指数超过37.5时，建议积极做减重手术；指数介于32.5和37.5之间，推荐进行手术；介于27.5和32.5之间并存在肥胖相关并发症，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不过，有的人就算BMI已经“爆棚”，想要接受手术却还有不少关卡要过。从短视频平台知道了切胃减重手术的存在后，BMI超过47的卢阳抱着很大的希望走进了蔺宏伟的诊室。然而经过检查，他被告知心脏指标不符合要求暂时无法手术。
肥胖导致了心脏问题，心脏问题又反过来阻碍减重手术。感觉 “被判了死刑”的卢阳有些泄气。此后两个月，蔺宏伟几次主动给他打电话询问他是否着手治疗心脏疾病，卢阳都以“太忙”为由推脱敷衍。
高畅的弟弟高明也没能按计划和姐姐一起手术。由于腹部高压导致手术空间不足，蔺宏伟建议他先一定幅度减重后再来复诊。
高明的情况并不罕见，蔺宏伟遇到的最重量级的患者体重达到220公斤，在花两个月减掉25公斤后，他的腹腔才给手术器械腾出了足够的“活动”空间。
有人该做手术做不了，有人不该做手术却惦记上了切胃。在门诊，黄桢雅经常遇到一看体重就在标准范围内的人挂号问诊。“在一些人眼里，切胃减重手术成了他们拥有马甲线、A4腰的捷径。”黄桢雅说，对于这些“胖在心上”的人，肥胖与代谢病中心会一律劝返。
随着越来越多的肥胖症患者有了切胃减重的需求，如今全国不少医院都开展了相关服务。每年经蔺宏伟之手获得“香蕉胃”的患者就有300余位。尽管如此，他依然反复强调这是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手术，而且和许多疾病一样，手术只是治疗过程的一个环节。在肥胖与代谢病中心，术前调理和术后管理都影响着患者减重的成败。
比如，按照要求，手术后第一个月，患者每天只能摄入一定量的液体，第二个月才可以进食软烂的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不仅要随时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还要反复叮嘱他们不可偷嘴。“如果饮食不当，‘香蕉胃’可能被撑破，进而造成感染性休克，甚至威胁生命。”蔺宏伟说。
高畅的“流食期”刚结束不久。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她直言只能喝水的日子太难熬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会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与身体的斗争
门诊后的第三个月，卢阳又一次接到了蔺宏伟的电话，“这样下去，你以前的生命是按天算，之后就得按秒算了。”
这句话让卢阳终于下定决心面对自己身体的困境。在经过前期减重和接受房颤消融术后，去年底，他再次找到蔺宏伟，顺利完成了切胃减重手术。
蔺宏伟的办公室并不大，地上摆着的那组杠铃因此很显眼。他说这既可以让自己随时举铁锻炼，也能提醒来访的肥胖症患者：减重必须靠自己。
张淞华是肥胖与代谢病中心的个案管理师。在对手术病人长期追踪回访的过程中，不时有患者向她抱怨自己吃得不多却瘦得不好。张淞华一细问，发现对方正餐确实吃得少，零食和碳酸饮料却早回到了术前水平。
时间长了，张淞华已经能准确判断患者语气背后的意思，“但凡回答问题时打哈哈或者含糊其词的，基本都没管住嘴。”
让消耗大于摄入，是所有减重方法的共同原理，切胃减重手术也不例外。在临床上，切胃后复胖的案例并不罕见。蔺宏伟说，手术为肥胖症患者提供了减重的有利条件，但能不能瘦下来，还要看病人是否能借着这个机会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手术后的一个假日，高畅陪家人外出吃饭。当烧烤端上桌时，高畅突然发现，面对过去最爱的食物，自己好像“一点儿都不馋了”。
“这是一场与身体惯性的斗争。”2020年，周珊接受了切胃减重手术。因为谨遵医嘱，她不仅恢复良好，曾经见到食物就忍不住想狼吞虎咽的本能也消失了。与过分的食欲一起离开的，还有体检报告单上的诸多红色箭头——手术后不久，周珊的二型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都相继“自愈”。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在外形上。从接近100公斤减到55公斤，周珊的衣服尺码也从6XL“减”到了L，曾经被脂肪遮掩的眉目得以重见天日。有一天，周珊去学校接豆豆。回家路上，曾经满小区“借妈妈”的男孩像宣布新闻一样告诉她：“我的同学觉得你是班里最好看的妈妈。”
有意思的是，在肥胖与代谢病中心，医生们通常会建议患者术后不要急于购买新衣服，而是借助曾经的超级大码服装来感受身体的变化。据蔺宏伟介绍，正常情况下，手术患者可以减掉60%的多余体重。他以实际体重115公斤、理想体重65公斤的病人举例，“多余体重50公斤，如果最终能减掉30公斤，即为手术达标。”
术后半年多，卢阳的体重从150公斤降至90公斤。甩掉了“相当于一个正常人体重”的重负后，他的身体和心理轻松了许多。“女儿说我连脾气都比以前好了。”
肥胖时，卢阳一家出游，因为走不动路，他总是那个在酒店或游客中心等待的人，一些本该由父亲陪孩子体验的刺激的游乐项目他也难以胜任。现在，卢阳有一个正在实施中的计划：他要带着女儿玩遍游乐园。那些经历是孩子欠缺的，同样也是他自己欠缺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蔺宏伟、黄桢雅、张淞华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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